本文转自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】；配资资讯平台
四年前，他敲着盲杖走进中国社科大
说“我看不清脚下的路，但触摸到了人文之光”
四年后，他带着优秀博士论文毕业
把看不见的路，铺成了看得见的答卷
从“敲着盲杖的博士生”到“优秀的博士毕业生”
他不是来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
只是想告诉所有人：
残障不是一种错误，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种状态
他是蔡聪
这条路，他走完了
他希望学校的大门，可以为更多“蔡聪”而开
他的文献是一个字一个字“听”的
蔡聪的博士论文题目是《“技术聚义”与视障数字主体的生成：中文屏幕朗读技术的社会史研究（1979-2009）》，被评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6年春季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
“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，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。”蔡聪说。从2014年第一份盲文试卷出现到2015年相关制度保障落地，一批又一批视障学生走进普通校园。但进入之后，他们面临的不只是技能提升，还有更深层的挑战。
这一点蔡聪深有体会。他把博士论文的写作，称作一场“与身体的持续摩擦”。
十岁那年，青光眼带走了蔡聪的视力。世界从此像蒙了一层磨砂玻璃，看得见光，看不见细节。
三十年后，他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时发现，这个以视觉为中心的学术世界，并没有为他准备好一条平坦的路。
“读文献就是个巨大的困难。”
其他同学可以一目十行、跳跃扫描，而他只能靠读屏软件一字一句地线性收听。一旦走神，就得从头再来。
文献管理、摘要笔记、排版调整，这些对常人而言不过是鼠标点几下的事，对他却像在迷宫里打转。更别提那些“拖动滑块”的验证码，他至今不知道那些滑块到底长什么样，只知道它们经常挡在网页的入口处，像一道没有钥匙的门。
他将这种额外付出的身心成本，称为“残疾税”（Crip Tax）。
时间成本、情绪消耗、阐释性劳动，每一项都在日复一日地征收。而这一切，仅仅是为了拿到那些健视者天生就拥有的入场券。
“技术能带来帮助，但不能成为遮蔽结构问题的许诺。”他说。这句话，成了他论文的核心命题。
读博四年，他把自己从“被研究者”变成“研究者”
一开始，蔡聪认为，克服困难靠的是个人努力。
后来他发现，有些障碍，单凭个体永远无法跨越——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打破现有的规则。
一个人不行，那就一群人。
博士四年，他把自己从“被研究者”变成了“研究者”。他从切身经历出发，在残障社群与学术研究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桥。他成立了专注于残障研究的独立民间机构，一端连接愿意探索研究残障群体的在校研究生、博士生，另一端连接拥有真实经验的残障群体。
致谢里，他写下这样一句话：这些年，他有幸“接入了一张张充满韧性的‘相互依存’的网络”。
他和同门师姐何锦娜一起研究视障女性的生育选择、屏幕朗读软件的具身体验；和南京大学的谢卓潇等学者结成学术搭档，一起梳理史料、推敲理论；他还把身边感兴趣的学生拉进残障组织的研究团队，做工作坊、写案例、办活动。
“我希望成为一个桥梁。”蔡聪说。
他鼓励更多年轻人慢下来，先去田野“打半年工”，真正感受日常生活，再回来做学问。
让知识，真正从行动中来。
为更多残障青年叩响大学校门
四年求学，人文之光对他而言变得更加具象化。
人文之光不再是入学时的那份对残障学生的接纳，也是师门同学帮他调整文献格式的耐心，是大家一起吃小龙虾聊天的夜晚，是田野中与每一位伙伴的真诚相遇……
他仍然记得导师卜卫教授说过两段话。
第一段话是关于研究：这段博士生涯，或许是你人生中仅有的一次，可以全心全意去完成一项投注了最多心血的研究。
第二段话是关于他自己：你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感到开心吗？只要你快乐，那它就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。
没有要求他“克服万难”，没有强调他“身残志坚”，而是希望他能把做学问当成一件快乐的事。
蔡聪说，这份光，源于打开自己的内心，与世界建立真实的连接。
毕业了。有人问他，最希望学校记住什么？
他说，不是我的名字。
“而是曾经有一个视障学生在这里读下来了，毕业了，并且以大家都满意的状态离开。”
这份记忆，是为更多残障青年叩响校门时，不是被惊讶地注视，而是让所有人相信——他们可以。
盲杖点地，步步有声。
这个敲着盲杖读博士的人，虽然看不见世界，却让世界看见了他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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